2021年11月30日
吳清輝
我與載澧兄相識五十多年了。始於1965年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（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, 簡稱UBC）念博士的時候。當時UBC的研究生群體有來自星馬、臺灣、香港及加拿大本土的華裔學生，彼此都有往來，相處不錯。當然，來自香港的同學接觸更頻密一些，少不免對國是時有討論，總會繞不過一個話題——“我們能為中國做些什麽？”
那時UBC有一個中國同學會（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’ Association，簡稱COSA），目的是促進中國同學間的友誼（本科生及研究生均可參加）。說是overseas，實在是只要是華裔，有興趣參加就可以。可惜這個會慢慢變為一個純社交、開開舞會之類的活動的團體。一些來自香港及臺灣的研究生都覺得可惜，認為這個會應該可以做得更多、更好。於是1966年度，新的幹事會產生。我當了會長，載澧兄當了義務秘書。這是第一次與他共事。那一年，除了一連串活動外，我們舉辦了一個饒有意義的《中國之夜》，來自臺灣、香港、東南亞、加拿大本土的同學都有參與，除了中國民歌、民族舞外，我們還演出了曹禺的《雷雨》的其中一幕（載澧兄及另外一位女同學是雙導演）。據了解，這是在當時北美洲的大學中破天荒第一次演出中國話劇（即便是一幕）。《中國之夜》的成功，同學們都很興奮，也引起溫哥華的華僑社會的注意，因此接到邀請到市裏的劇院演出。但由於同學們實在太忙，我們只好放棄這個在主流社會介紹中國文化的機會。
1968年，載澧兄取得博士學位，隨即接受港大數學系聘請回港任教。離開溫哥華前，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跟胡珍芬女士結成連理。當年他們的婚禮就是在UBC Graduate Student Center舉行，這也成為同學會的重要盛事，大家紛紛送上祝福。
機緣巧合，我在1970年的秋天有機會回港大化學系任教，這樣我們的人生道路又一次相交。
在港大，我們同一時間當了明原堂的導師，由此，有機會與馮以浤兄共事，與許多同學建立了歴久常新的友誼。之後，我們又雙雙擔任了康寧堂的舍監——創立了輪班當舍監/導師的職位的制度（這樣，工作量不會過重，影響教研工作，同時保持連貫性）。順便一提，我們接手時的康寧堂聲譽比較“特殊”，在我們的努力下，把康寧堂轉型為一個比較重視文化的舍堂，也算是有少少成績，同時與新的一批同學結緣。
在港大十五年，我們還共同參與了創辦《抖擻》這份雜誌。《抖擻》可能是第一份用Referee制度的普及性雜誌（報攤有售），嘗試為香港、臺灣及海外知識分子提供一個平臺，共同關心、了解內地的政策及探討它們的得失。
《抖擻》創辦時剛巧是保釣運動的延續和深化，因此引起了一定的回響。文化大革命結束，四人幫被打倒，中國變得更開放，更多人可以直接回內地訪問、工作，《抖擻》的歷史任務也完成了。
1985年，我離開港大，到浸會學院工作，這段時間，載澧兄參加了《中華文化促進中心》擔任副主席工作，而且在話劇方面下了不少功夫，也取得很大的成績。中間有個小插曲，我與他合作翻譯了Peter Weiss的Marat-Sade，後來由鍾景輝先生執導的香港話劇團演出。現在回想起來，載澧兄對戲劇的入迷，以及獨創性，似乎跟他昔日在UBC參與話劇編導工作不無關係。
二千年，我當了香港浸會大學校長，邀請了載澧兄擔任新設立的《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》的主任，為浸大倡導的全人教育開闢了一個新園地，此為我們人生路上第三次相交。
回憶五十多年的人生路，我們看到載澧兄的多才多藝。他既是物理學數學方面的專才，又是搞戲劇的能手。據我所知，楊振寧先生也對載澧兄十分欣賞，只是他對物理學的研究無心戀戰。
載澧兄處事認真，一旦決定做一件事，便會鍥而不舍。他是個完美主義者，總是要把事情做得最好，有時難免加大了自己的工作壓力。
多年來，載澧兄一直為文化、教育貢獻正能量，可以說是「毋忘初心，不枉此生」。
雖然載澧兄走得很突然，現在我們既然聚首一堂，或許應以陳太所說，以放得下的心情來面對他的離開。
載澧兄，一路走好。